審視與瞻望：心理學的三大測驗技術

　　【內容提要】問卷測驗、投射測驗及情境測驗是心理學中齊名的三大測驗技術。問卷技術雖然被普遍使用，但在西方早就遭到批評：“系統(tǒng)歪曲假設”的觀點認為它得到的結果是行為的語義相關，并非真實行為本身；“好惡度傾向”觀點認為在問卷測驗中被試往往不是按主試的要求和真實情況回答。問卷測驗無法解決“裝好”、“裝病”傾向、隨機作答等問題，它普遍適合于西方文化，是否普遍適合于中國文化是個問題。投射技術因對心理診斷相對不重視而衰退。情境測驗所設計的特定情境只能……
  在心理學中，問卷測驗技術對我們來說最為常見，因為從人格測驗到臨床心理測驗，大都采用問卷技術。投射測驗技術雖然在國外曾經盛極一時，但在國內卻仍屬鮮見。情境測驗技術是繼問卷測驗、投射測驗之后，伴隨著評價中心技術(Assessment  Center)而興盛起來的新技術，國內現(xiàn)在亦有引進與探索。如此三大技術，孰優(yōu)孰劣？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三大技術在中國的應用，是何種現(xiàn)狀與局面？本文試作一番評論與探討。
　　　　一、引進西方心理測驗的困惑
　　在大陸、香港和臺灣，主要的著名的心理測驗量表幾乎都是從西方引進、修訂的。這種情形在大陸尤甚。我們的人格評定、智力測驗、心理衛(wèi)生評估等方面的量表幾乎全是國外引進修訂的。“量表熱”從20世紀80年代直到今日，并未“冷卻”多少；研究者修訂國外量表的熱情高漲；培訓班曾經遍及全國；像《韋氏智力測驗》這樣一些需要保密的重要測驗工具甚至出現(xiàn)了盜版。楊中芳等人曾對社會心理學方面使用量表的情況做過一些調查，發(fā)現(xiàn)大陸幾家心理學雜志的編輯部都曾提及、呈交的社會心理學論文中，幾乎全都是使用問卷調查法來收集資料，其中大多數(shù)是使用西方引進的量表；并對臺灣出版的《中華心理學刊》1976-1986年間發(fā)表的30篇社會心理學的實證研究報告作過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其中29篇使用問卷測驗作為工具。平均每個研究使用了2.62個量表；所使用的量表中，25%未經任何修訂直接翻譯于西方量表；42%經過修訂；4%是根據(jù)西方理論編制的量表；三者共計71%。[1](pp.212-214)
　　這種大量地引進、修訂國外量表，過分地依賴于國外量表的現(xiàn)象，已經引起了批評與反省。概括有關研究，以下幾點是值得深思的：
　　1.西方心理測驗的文化背景難以完全適合于中國人：其量表的編制，是對西方人的心理研究的結果。也就是說，當西方人編制量表時，對變量的選擇、解釋，是基于西方人的特點。而中國人與西方人在人格等心理特質上有很大不同，所以，西方的心理測驗很難完全適合于中國人。譬如人格測驗，如果完全是基于對中國人的研究，可以斷定，所選擇的人格變量肯定不會是卡特爾的16種因素(16PF)，也不會是高夫的23種因素(CPI)。
　　2.中國人不適合于做西方人編制的心理測驗：楊國樞提出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中國人在做心理測驗時，有著不可忽視的與西方人不同的反應心向或方式。其一，社會贊許心向；不是按照自己的真實情況，而是按照社會的期望作答；其二，默認心向：不是按照自己的真實情況作答，答“是”或“贊成”的傾向比答“否”或“不贊成”的傾向要強；其三，“中庸”心向：中國人受“中庸之道”的影響，往往傾向于選擇折衷的、中間的答案；其四，避免反應：能不回答則盡量不回答。所以，西方的量表用于中國人時，肯定存在不少問題。[2]中國被試在做測驗時，所面臨的是一種矛盾困境。此外，中國人習慣于向親朋好友傾訴衷腸，而不習慣于對陌生人、外界、公眾披露、評價自己；不真實回答的傾向較大。中國人有較強的“社會取向”，從眾性很強，在問卷中傾向于選擇多數(shù)人可能回答的答案而不是真正自己的答案。所有這些，無疑會嚴重影響到測驗結果，難以真正解釋中國人的心理和行為。
　　3.中國被試在接受心理測驗時的“外國線索”效應。楊國樞和彭邁克發(fā)現(xiàn)，香港中英文雙語訓練的學生，在做英文問卷時，比做中文問卷更能與中國文化認同。他們稱此為“民族自我肯定心向”。[3]但在后來的研究中，又發(fā)現(xiàn)中國被試有時顯示“民族自我肯定心向”，有時又出現(xiàn)相反的“民族自我妥協(xié)心向”，即指在用英文回答問卷時，有時也有向西方價值觀靠攏的現(xiàn)象。[4]在另一個研究中，Bond發(fā)現(xiàn)被試在做同一份問卷時，會視題目所牽涉兩個文化價值體系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標準回答。表明被試對原量表所屬國家的文化愈了解，回答時造成的偏差愈大。也就是說，中國被試對量表的“外國線索”頗為敏感，并會因此而改變其反應。[5]所以，一味照搬外國量表，其弊病很多。
　　4.中國被試接受外國量表的測驗，其結果不乏莫名其妙之“謎”。例如，不少研究業(yè)已發(fā)現(xiàn)，中國人在測謊題上的得分特別高，有時比西方樣本高一倍之多。難道說中國人要比西方人更會說謊？兩大著名人格測驗MMPI和EPQ用于中國人樣本，都出現(xiàn)這種奇怪結果。路君約使用MMPI測量臺灣樣本，發(fā)現(xiàn)中國人的測謊分比西方人高很多；而MMPI全國協(xié)作組在大陸的測驗結果也出現(xiàn)相同現(xiàn)象。[6](pp.449-457)陳永昌使用EPQ問卷測驗香港成人樣本，發(fā)現(xiàn)測謊分數(shù)很高。[7]龔耀先在全國取樣的結果也出現(xiàn)同樣情況。一開始研究者認為，或許中國人社會贊許傾向高，有可能為了獲得社會贊許而說謊。但后來的研究發(fā)現(xiàn)，測謊題與其它人格及臨床指標的相關也非常高，所以研究者認為，很可能對中國人來說測謊題并不能測到真正的測謊程度，而是另一項人格的或臨床的指標。[8]有意思的是，林邦杰以及林一真與杜淑芬在對臺灣的小學生測驗時，竟然發(fā)現(xiàn)測謊題得分愈高者，自我概念愈好，焦慮程度愈低，老師的評價愈高。[9]在對自我概念的跨文化研究中，也曾出現(xiàn)同樣的現(xiàn)象。Bond的研究就發(fā)現(xiàn)，中國人自我概念得分總是比西方人要低。[10]White  &  Chan也發(fā)現(xiàn)：中國人自我概念的總分低于美國人，即使在中國人文化價值上較受重視的一些特點上，仍然還是沒有西方人高。[11]難道中國人的自我真的如此低嗎？這只能說用西方人編制出的自我量表難以測出真正的中國人的自我，因為中國人的自我本身就與西方人迥異。
　　以上從四個方面對移植外國量表進行了反省并提出批評。既然外國的量表是為其本國人所編制，其變量是研究其本國人的結果，而中國人與西方人有著很大的不同，所以量表從內容上說是不能適合于中國人的；我們對這些量表僅作一些語言形式上的修訂，用以評估中國人，所得到的結果充其量不過是與西方人作了一個比較而已，很難說可以透徹地解釋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既然外國的量表從回答的形式上來說也不適合于中國人，使用它所得到的結果，必然大有問題，且有諸多奇怪而難以解釋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引進外國的量表會有如此多的麻煩與困擾，不能不令我們深思。
　　　　二、系統(tǒng)歪曲假設諸說：對問卷測驗的批評
　　不獨移植西方量表在中國遭到非議，就連問卷測驗技術本身，在西方也遭到批評。
　　美國心理學家凱利曾經有個著名的假設：“人是科學家”。因此他說：你要想知道人的心理嗎？你可以直接去問他。凱利的論斷道出了西方普

遍流行的問卷測驗的主要思路。無疑，問卷測驗在歐美是心理評估的主要技術手段。問卷測驗技術具有多種優(yōu)勢：(1)可以不受局限地用以評估人的各方面的心理現(xiàn)象與特質；(2)節(jié)約時間、人力、經費，可以在集中的時間內獲取較多人的資料；(3)可以通過建立常模來進行比較，獲取客觀化、標準化的推論；等等。
　　但是，問卷技術仍有不少局限與缺點。對問卷技術比較尖銳的批評，當屬Shweder和D'Andrade。他們提出“系統(tǒng)歪曲假設”，認為在人格自陳問卷測驗中，對人的行為的評價是基于記憶的，所得到的結果往往是各種行為類別的語義的相關，并非真實行為本身。也就是說，所測到是一種觀念而不是一種真實行為，認為人格問卷測到的特質只能作為人與人相互知覺評判的標準，而知覺評判的準確性是值得懷疑的，很可能這種知覺評判只是一個觀念的東西，不是實際的東西。他們研究了人格問卷評價、觀念聯(lián)想評價與現(xiàn)場實際觀察結果三者之間的一致性，發(fā)現(xiàn)人格問卷評價與觀念聯(lián)想評價之間普遍有.65-.90的高相關，二者與現(xiàn)場實際觀察數(shù)據(jù)間的一致性均低。結果證實了他們的假設。[12]此說得到不少人的支持，自然也引起異議。我們雖然不認為所有的人格問卷測到的全是一種基于記憶的語義，而不是真實的行為本身；但是還是覺得Shweder和D'Andrade的批評不無道理：基于記憶的語義評價畢竟不是真實行為本身。很可能有時或有的人格問卷基于記憶的語義評價與真實行為本身是一致的，而有時或有的人格問卷基于記憶的語義評價與真實行為本身是不一致的。這至少提醒我們在使用問卷技術時必須小心謹慎。另一種批評是“好惡度傾向”說。在關于人物感知的研究中，Lamiell等發(fā)現(xiàn)被試在評定人是否具有某些形容詞所含的性格特性時，往往就形容詞所含的特性的“社會贊許”程度來評定，而不是按主試的要求，就所評價的人本身是否具有這些特性來評定。[13]顯然，這是又一種令人頭痛的現(xiàn)象。楊中芳(1996)認為，這是一種被試最不需要花心思費功夫，即可及時反應出來的回答準則；是被試常用的可以取代傷腦筋的“照實回答”的“擋箭牌”。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它關于人格問卷的因素分析的研究中，亦發(fā)現(xiàn)同樣的傾向，往往因素分析抽出的第一個因素，就是“好惡度”的人格維度。在人格評估中，被試使用這樣一種策略，即以一種最不需要花心思費功夫，即可及時反應出來的回答來搪塞，而并不是按主試的要求、按真實情況回答，如此“好惡度傾向”多么傷腦筋？
　　我們在實際應用中，也的確發(fā)現(xiàn)問卷技術還有其它不少局限。例如，筆者在80年代開展心理咨詢時曾碰到這樣一個例子：心理咨詢中心第一天第一個來咨詢的一位工人，在看到我們給他做的人格問卷時，大為驚訝道：“你這樣問我就叫個性測驗？這不等于是我告訴了你嗎？”甩手而去。此事令我反省了多年。的確，問卷技術所獲得的心理資料，完全是建構在被試“告訴”的基礎上。如果被試不愿、不能、不好、不便、不好意思“告訴”，那可怎么辦？可見：
　　1.問卷測驗前提條件是被試能夠真實地回答。在以下情境中它束手無策：無法真實、客觀地回答問題的非“科學家”的病人，如精神病人等等；不想真實客觀地回答問題的人：如“裝好”傾向、“裝病”傾向、隨機作答等等。在一些著名的問卷測驗中，如EPQ，其L量表無法區(qū)分說謊與老于世故；而CPI辨別作偽的變量有時居然將真實回答者也錯判，形成“冤案”；筆者曾比較正常場合與應聘場合中使用人格問卷的情況，發(fā)現(xiàn)前者廢卷率約6%，后者則高達13%左右。
　　2.普遍適合于西方文化，是否普遍適合于中國文化，這是個問題。如前所述，中國人傾向于選擇折衷的、中間的、不明確的答案：中國人不習慣于對陌生人、對公眾、對外界隨便坦露自己的心理。又有，中國人受易經的影響極深，全息、整體、神機妙算的觀念根深蒂固。在中醫(yī)中，舌頭、脈搏的變化能探測到全身的變化。中國人往往不太相信問卷直接發(fā)問得出的結果。中國人崇尚洞察秋毫、斷于未萌之中、決于不言之時、甚至是神秘主義的神機妙算。所以算命、八卦預測等等，頗有市場。
　　3.無法評估敏感性的、被試不愿回答的問題。等等。
　　直接從國外引進或移植測驗量表遭到種種批評。而問卷技術在中國文化中所遇到的問題，也是不能不深思的。
　　　　三、投射技術的盛衰
　　投射(projection)這一概念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在弗洛伊德看來，自我(ego)會將不能接受的沖動、欲望和觀念轉移到別人身上。像那些不能寬恕自己內心敵意的神經癥和精神分裂癥病人，就常常以迫害妄想的方式將自己的敵意轉嫁于別人。可見這種投射作用是一種防御機制。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投射的基本特征：一個人真正的動機、欲望、以及其它心理活動，可以通過此人的其它心理過程或心理活動產品間接地表現(xiàn)、反映、亦即投射出來。榮格在他的自由聯(lián)想測驗中發(fā)展了這一概念，他認為詞的聯(lián)想中可以激活、投射出情結。H.A.Murray發(fā)展了著名的投射技術“主題統(tǒng)覺測驗(TAT)”，其投射概念亦是從弗洛伊德的概念衍化而來，但不僅僅是一種防御機制。Murray認為人們在認知和解釋模糊性刺激時的知覺整合受到需要、興趣以及總的心理組織(psychological  organization)的影響。L.K.Frank則是最早提出“投射方法”的人。他認為投射方法可以用以研究人格，這種方法就是使用一些刺激情境，使被試作出反應。使用這些刺激情境是要獲得被試本身獨特的人格組織投射在刺激情境的信息。
　　以羅夏墨跡測驗為代表的投射技術在20世紀40-60年代盛極一時，達到鼎盛時期。羅夏墨跡測驗幾乎成了臨床心理學的同義語，成了臨床心理學不可或缺的工具，甚至到了精神病學家不懂羅夏墨跡測驗，就不像精神病學家的地步。當時投射技術應用十分廣泛。尤其是羅夏墨跡測驗，被列為臨床心理學訓練中的重要課程，并有必須具備某種資歷方可使用羅夏墨跡測驗的不成文規(guī)定。心理學者亦以善用羅夏墨跡測驗為傲，如此蔚為風氣。羅夏基金會曾調查了1970年以前的有關羅夏墨跡測驗文獻，就有4000篇，專著29本。
　　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于行為主義的興起，使投射技術的風勢大減。另外還有一個使投射技術風勢大減的原因，這就是整個臨床心理學及精神醫(yī)學界對疾病診斷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由原來重視診斷的模式轉向重視治療的模式。原來將診斷當作治療的基本依據(jù)，十分重視診斷；但后來發(fā)現(xiàn)各種疾病的過程并不穩(wěn)定，癥狀也常發(fā)生變化，且彼此的分別又并不很明顯，所以費神診斷卻又難以把握正確性，倒不如在有大致印象后，就進行治療。所以，對診斷的重視降低，也大大地影響到對投射技術的重視。但是必須看到，雖然不如以前那么重視，投射技術的應用仍然占有較高比例。例如，美國心理年鑒第9版(1985)收集了1978-1985以內的有關羅夏墨跡測驗的文獻79篇，在50個文獻最多的測驗中，羅夏墨跡測驗仍名列第10。其它的投射技術也仍在應用與發(fā)展之中。Mahmood在英國關于“使用投射技術的頻率、用的是何種投射技術、投射技術的復興與未來”的調查表明，雖然多數(shù)人認為投射技術在近10-25年衰退了，但認為這項技術加以現(xiàn)代化，仍然會大有前途。所以說，投射技術70年代后處于“隱退”期，但仍有復興的希望。[14]
　　

投射技術的種類繁多，最有名的有：羅夏墨跡測驗(Rorschach  Inkblot  Test)。由瑞士的精神病學家羅夏(Hermann  Rorschach,1884-1922)最早編制。使用10張墨跡圖，5張墨白圖片，3張彩色圖片，2張黑白加上紅色。圖片呈現(xiàn)給被試，問被試看到了什么？其記分解釋程序十分復雜。經歷了從羅夏、beck、Klopfer、Piotrowski、Rapaport-Schafer、到Exner綜合記分系統(tǒng)的演變。主題統(tǒng)覺測驗(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TAT)。由Murray與Morgan于1935編制。共有30張圖片，外加空白圖片1張。要求被試根據(jù)圖片講故事。班達完形測驗(Bender  Gestalt  Test)。測驗包括9個圖形，分別印在卡片上，主試分別呈現(xiàn)，要求被試在一張白紙上將它們描繪下來。其評分也特別復雜，有多種評分系統(tǒng)。語句完成測驗(Sentence  Completion  Test)。最早由Payne與Tendler發(fā)端，到后來有多種變式。如Sacks的Sacks  Sentence  Completion  Test(SSCT)，有60題，分家庭、性、人際關系、自我概念4類。主試按異常程度記分，評價被試的適應狀況。Rotter的Incomplete  Sentence  Blank，共40題，主試分7個等級計分。繪人測驗(Draw  A  Person)。要求被試在一張白紙上畫出一個人。按照人物畫的大小、在紙中的位置、線條的精細輕重、各部分的比例、缺失程度等評分，評估被試的智力與人格。房—樹—人測驗(House-Tree-Person.H-T-P)。是另一形式的繪人測驗。其構思是，認為房屋作為人居住的地方，可以引起對于家庭及親人的聯(lián)想；樹的圖畫則可反映被試無意識；人則反映被試的自我形象以及與人相處的情形。畫樹測驗(Draw  A  Tree)。要求被試畫樹。最不愉快概念測驗(The  Most  Unpleasant  Concept  Test)。要求被試畫出其所能想到的最不愉快的事情。職業(yè)統(tǒng)覺測驗(The  Vocational  Apperception  Test,VAT)。使用18個圖版，評價與職業(yè)相關的個性結構。等等。
　　　　四、心理學三大測驗技術之比較
　　投射技術是與問卷測驗、情境測驗技術齊名的三大技術之一。但關于投射技術的特征與性質的問題，曾經爭論不休。僅僅將投射技術看作“主觀的”評估，而將其它技術看作“客觀的”評估，這種觀點現(xiàn)在看來是過于簡單了。其一，其它的客觀測驗中，有時也包含投射技術。比奈很早就在智力測驗中使用了墨跡測題，雖然后來因為不便于團體測驗而取消。著名的韋氏智力測驗中的領悟力測驗、詞匯測驗就被認為屬于投射性質。其二，羅夏測驗等投射測驗也遵循測量學的原則，致力于建立客觀化的評分標準，并有大量的信度、效度的研究報告。我認為，投射技術區(qū)別于其它幾種評估技術的主要特征有兩點：
　　1.間接性。問卷技術直接通過被試對問卷的反應評估其態(tài)度、個性等，情境測驗也是直接通過對被試的客觀觀察評估其態(tài)度、行為、個性等。問卷測驗中，被試的態(tài)度、個性等是直接與問卷內容有關的；在情境測驗中，被試的態(tài)度、行為、個性也是直接可觀察到的。投射技術卻并非如此，它是通過被試的心理活動產品（如聯(lián)想、回憶、繪畫、故事、手工拼貼、筆跡、甚至夢、笑話、短文等），間接地評估其中表現(xiàn)、反映、投射出來的知覺、情緒、個性特征等。
　　2.推論性。投射技術評估的知覺、情緒、個性等，是隱含的、間接顯現(xiàn)的，是分析者根據(jù)自己的臨床經驗、實證所作的推論。推論應當是有風險的。它或者可以經受實證的檢驗，或者可能是一種主觀臆測。
　　因此，投射技術就是這樣一種區(qū)別于問卷技術、情境測驗技術的評估技術，它通過被試的心理活動產品（如聯(lián)想、回憶、繪畫、故事、手工拼貼、筆跡、甚至夢、笑話、短文等），根據(jù)臨床經驗、實證進行推論，間接地評估其中表現(xiàn)、反映、投射出來的被試的知覺、情緒、個性特征等。
　　投射技術與問卷技術相比，其優(yōu)勢在于：
　　1.可彌補問卷測驗的局限，不依賴于被試是否真實回答，因為它是通過被試的活動產品的分析，揭示其中投射出來的心理反應。
　　2.不受文化背景的影響，因此在跨文化研究中被廣泛采用。
　　3.可以洞察被試的潛意識，了解其并非主動、有意表達的內心深處的變化。
　　但其局限在于：像羅夏測驗、主題統(tǒng)覺測驗、繪人測驗，通過被試對圖畫的反應或圖畫中的表現(xiàn)，揭示被試的心理活動，其所能揭示的心理活動是有限的。如羅夏測驗、主題統(tǒng)覺測驗所能評估到的人格特質，是很有限的；而繪人測驗，對14歲以上的人的智力，便難以評估，對人格特質，更難以評估。
　　情境測驗技術則是近年來頗受重視的評估技術。諸如無人領導小組討論、管理游戲、公文包測驗等，這些技術實際上已成為近些年來流行的評價中心技術的核心成份。評價中心(Assessment  Center)起源于二次大戰(zhàn)期間。當時德、英、美先后采用了模擬測驗來選拔軍事人員和特工人員。1956年，美國長途電話電報公司首次應用模擬測驗大規(guī)模進行管理發(fā)展和職業(yè)培訓方面的工作，其公司有100,000多人接受這種評價。隨后，此種技術得到推廣。美國現(xiàn)已有大量的企業(yè)組織使用了這種技術，像著名的通用電器公司、西爾斯公司、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福特公司、柯達公司等等，都先后應用了這一技術。如今各國都已普及。情境測驗由于在人員選拔中的效度較高而頗受關注，但是它并不是沒有任何局限，例如：
　　(1)所設計的特定情境只能評價到特定的心理特質。也就是說，情境測驗所能測到的心理特質是有限的。比如說，無人領導小組討論能評估到被試作為領導的心理特質，卻很難評估到被試作為學者的心理特質。組織心理學的一種理論認為，不同的工作情境對領導特質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根據(jù)這種理論，很難從一種特定的情境評估到普遍的一般的領導特質。而要想設計出各種不同的情境，是非常困難的。
　　(2)所設計的特定情境的代表性是值得注意的。設計的特定情境與真實的情境是不是一致，能不能作為真實情境的代表，直接關系到評估的效度。無人領導小組討論涉及什么話題，可能是一個重要的情境變量；管理游戲中的情境與實際工作情境有多大的相關，所評估到的特質能作多大的推論，都是應該謹慎對待的。
　　(3)情境測驗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時間。這一點可以說是情境測驗最大的局限。從情境測驗的設計，到道具、場地、助手、時

間的安排；從評分者的培訓，到組織評分者經過討論得出統(tǒng)一的評估結論，花費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比問卷技術、投射技術均要大得多。這一局限與以上兩點局限聯(lián)合發(fā)生作用，會使人不得不考慮，如果不是選拔一個重要的公司經理，而只是對一個平凡的人作出人格的或臨床的診斷，是否值得使用該技術。
　　投射技術與情境測驗技術相比，其優(yōu)勢在于不囿于特定的具體的情境，并且不必耗費大量的人力與財力。問卷技術與情境技術相比，其優(yōu)勢在于可以集中在一個時間段大規(guī)模取樣，但是它的效度卻沒有情境測驗高�？偟恼f來，三大技術是各有千秋，亦各有局限。
　　　　五、心理學三大測驗技術發(fā)展之瞻望
　　瞻望心理學三大測驗技術的發(fā)展，以下幾點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綜合應用趨勢。在實際應用中，對各種技術的綜合運用是一種趨勢。國外如今流行的評價中心技術就說明這一點。評價中心是一種多個評價者采用多種評價技術（特別是不同類型的工作情境模擬技術）進行的選拔人才、培訓人員的過程。評價中心所采用的主要技術有：公文處理法（使用頻度95%）；無領導小組討論（使用頻度85%）；模擬面談（使用頻度75%）；時間安排（使用頻度45%）；案例分析（使用頻度40%）；管理游戲（使用頻度35%）；背景面談（使用頻度10%）；紙筆測驗（使用頻度5%）；智力測驗（使用頻度2%）；閱讀測驗（使用頻度1%）；計算測驗（使用頻度1%）；人格測驗（使用頻度1%）；投射測驗（使用頻度1%）。其中紙筆測驗包括：學校能力測驗(SCAT)；臨界思維測驗(Critical  Thinking)；當代事態(tài)測驗(Contemporary  Affairs  Test)；愛德華愛好測驗；等等。管理游戲有諸如小溪練習、建筑練習等。對不同的心理素質，有相應適合的最佳評價技術。例如，經營管理技巧：公文處理法；人際關系技巧：無領導小組討論、商業(yè)游戲法；智力狀況：紙筆測驗；工作恒心：公文處理法、無領導小組講座、商業(yè)游戲法；工作動機：投射測驗、面試、模擬法；職業(yè)發(fā)展方向：投射測驗、面試、人格測驗；依賴他人程度：投射測驗。所以說，既然各種技術的綜合應用是一大趨勢，那么各種技術都應予以很好的開發(fā)與發(fā)展。
　　其二，“經濟”取向。在實際應用中，心理學應用的客戶往往要求“短、平、快”的服務。做一個問卷測驗，每個人要花一小時左右時間，客戶往往認為太費時間；做一個情境測驗，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客戶顯然更要考慮是否值得。在這種情況下，投射技術可以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因此，在國內外，筆跡分析等技術便很有市場。問題是非心理學背景、缺乏必要的心理學訓練的筆跡學家憑其感覺對人心理特質所作的判斷究竟有多大的效度，不能不查。心理學家需要開發(fā)像筆跡分析、自傳分析、職業(yè)統(tǒng)覺之類的有滿意效度的投射技術，這是心理學應用中“經濟”取向使然，也是21世紀應用心理學發(fā)展的一種呼聲。
　　其三，技術是方法的系統(tǒng)化與規(guī)范化操作體系。以此作為基點觀之，不獨心理學，且人類各方面的思維與行動、理論與應用，均不可沒有方法技術。海德格爾言技術為“座架”，認為技術既然成為規(guī)范，則又必然束縛限制了人的思維與行動。這一批判是必須重視的。后現(xiàn)代一些學者懷疑、否定技術的觀點，雖然有些過激，但也確能令人深思�？茖W技術是一把雙刃劍。以上討論的都是追求客觀、要求量化的技術，不僅其各自有諸多局限，而且量化技術本身更有割裂曲解人類經驗的局限，所以我們始終必須有一種全局的、統(tǒng)合的觀點與視野，允許和鼓勵各種技術的全面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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