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馬克思主義關于唯物史觀的爭辯析

西方馬克思主義關于唯物史觀的爭辯析
糜海波
（南京森林警察學院，江蘇 南京210046）
摘要：西方分析派馬克思主義以捍衛(wèi)和補充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其核心任務，強調以“微觀基礎”分析方法補充唯物史觀，對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基本概念和原理進行了清晰的解釋和嚴密的論證。但他們對唯物史觀的態(tài)度并非是一致的，既有持贊成、支持和為之辯護的立場，也有的持懷疑態(tài)度，并從理論上進行了抨擊，必須予以重視和回應。基于理論上的需求，當代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哈貝馬斯企圖“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來解決西方社會的難題和危機。他用解釋學的方法理想地建構現(xiàn)代交往理性，因而是文化主義的，而非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
關鍵詞：西方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論爭；辨析
中圖分類號：B08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 - 723X(2010)04 - OOIl- 07
隨著當今世界形勢的復雜多變，尤其是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資本主義勢頭的強勁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式微，唯物史觀遭到了西方學者的挑戰(zhàn)和詰難。在這一論戰(zhàn)中，分析派馬克思主義有對唯物史觀給予辯護的，有對之加以斥責和詰難的。當代法蘭克福學派則企圖“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用唯物辯證法對此加以認真的分析和評判，是抵制各種錯誤思潮影響的需要，也是捍衛(wèi)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要求。
一、對唯物史觀的分析論證：一個闡釋
20世紀70年代以后，原本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走向萎縮、衰落，承之而起的是在英美國家占據(jù)主流勢頭的分析派馬克思主義和后馬克思主義思潮。其中分析派馬克思主義以捍衛(wèi)和補充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其核心任務，對唯物史觀作出了支持和論證。該學派的代表人物柯亨等人針對經典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精確性和西方馬克思主義陣營中較為盛行的人本主義、黑格爾主義、絕對主義、實用主義和教條主義思潮，站在科學角度、利用邏輯分析和語言分析的方法，對唯物史觀進行了新的闡釋和論證，注入了新的思想內容，豐富和充實了馬克思的社會歷史理論。
首先，分析派馬克思主義強調以“微觀基礎”分析方法補充唯物史觀。分析派馬克思主義認為，由于宏觀的馬克思主義對許多重要的社會現(xiàn)象（如大眾政治）不能做出滿意的解釋，“一旦我們不單單使用階級概念來解釋大眾政治問題，而綜合地使用階級、政治文化、組織資源等概念來更清晰地分析政治行為，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存在著更深的規(guī)律性，而且這些規(guī)律和經典馬克思主義所預測的非常一致�！币虼�，為馬克思主義提供一個微觀基礎能夠更加豐富和鞏固馬克思主義。
在他們看來，馬克思主義作為19世紀的社會科學，其粗糙性、局限性及某些理論解釋的不足性是難以避免的，但是其總體上的合理性也是不可否定的。因為在現(xiàn)實中也會出現(xiàn)這種情形：“人們不會因為一件好工具在某些場合失靈，而把它扔掉，尤其在沒有發(fā)現(xiàn)更好的工具的情況下�！瘪R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工具有著實踐主體的自覺性、能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它也依賴于一定的實踐能力、實踐對象和實踐條件。該流派的開辟者柯亨認為，不應該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僅限于歷史事件、社會現(xiàn)實、經驗現(xiàn)象，而是要不遺余力地致力于抽象原則，把理論命題程式化、邏輯化、規(guī)范化和模式化。同時，尋找馬克思主義抽象原則得以確立和存在的微觀論據(jù)，從具體的問題和概念人手，為論證和評判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奠定基礎。例如為什么說階級是作為歷史上重要的集體行動而出現(xiàn)的；在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爭取實現(xiàn)社會主義為何有利于工人階級的利益；平等作為道德目標的意義何在；再一方面，他們還主張用非教條、非傳統(tǒng)的方式來探討馬克思主義，既看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連續(xù)性、整體性、科學性和革命性，又面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挫折，對馬克思的某些經典理論予以維護和發(fā)展。
正因為分析派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與現(xiàn)實的關系持有一種辯證的和歷史的認識，因此對于經典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理論和觀點都是認可的，并積極去為其尋找論據(jù)。具體而言，他們承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認可馬克思給予精辟論述的有關所有制、階級、剝削和壓迫的概念，相信存在一種將優(yōu)越于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在這種社會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產生的勞動異化和不公正、不平等現(xiàn)象將得到克服。認為當今馬克思主義者的最大任務就是建構一種當代的社會主義理論，其中既包括對資本主義固有弊端的解釋和批判，也必須設計出一套有利于克服這些缺陷和弊端的切實可行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藍圖。為此，分析派馬克思主義運用的是能夠使人類的一般認識達到科學和真理高度的數(shù)學、數(shù)理邏輯和模式建構等現(xiàn)代的科學方法與工具，并企圖建立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微觀基礎分析方法，其中包括功能解釋的方法、理性選擇的方法、邏輯分析的方法、博弈論方法和唯物辯證法。
為了系統(tǒng)探討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他們具體劃分出三類研究對象：一是方法論，旨在建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微觀基礎方法論，其中包括功能解釋方法，方法論個人主義，分析哲學方法和實證主義社會科學方法；二是經驗理論，主要是提高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階級理論的認識水平，對當今資本主義的經濟分析和認識。三是規(guī)范理論或道德理論，包括異化、公正、自由、剝削、民主制度等道德和政治哲學問題。分析派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原則就是認為社會科學的客觀解釋需要微觀基礎。也就是在個體的層面上來理解社會變革的發(fā)生機制。例如針對大眾政治行為，除了要分析被剝削集團是如何支持群眾運動來攻擊社會階級制度，同時也要從基礎層次分析具體的階級境遇中的政治行為，不同個體的政治動機特點，政治活動的文化支持背景，以及集團從事政治活動的組織和領導水平等。通過尋找階級政治的微觀基礎來進一步確證馬克思昭示的客觀規(guī)律。他們當然地認為：對于下層階級的群眾運動，剝削是一種重要的因果條件，但革命的發(fā)生還需要其他條件：高水平的領導人、有效的組織、一些歷史偶然事例如戰(zhàn)爭或全球經濟危機等，只有將這些微觀因素考慮進去，才能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民主政治實(范文先生網(wǎng) www.thephantastics.com)踐作出更全面的分析和論證。
其次，針對西方馬克思主義陣營中有人將唯物史觀等同于“經濟決定論”，柯亨等人運用邏輯和概念方法，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的基本概念和原理進行了清晰的解釋和嚴密的論證，為唯物史觀作出了科學的表述，提供了支持的論據(jù)。指出在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中，歷史的形式和載體是經濟結構而不是文化，歷史的主要角色是發(fā)展著的生產力而不是意識。經濟結構由生產關系構成，生產力不屬于經濟結構，但生產力有力地決定著經濟結構的特點。生產力主要是指謂人的生產活動，只構成生產關系的條件。生產關系是人對生產力或人對人的所有權關系，它構成經濟結構的主體。與之相關的生產方式是指謂從事生產的一套方法和途徑，不是指謂一組關系。生產方式主要是指物質方式，社會方式以及物質和社會的混合方式。物質方式是指社會生產力狀況；社會方式是指生產過程中的社會性質，包括社會經濟政治制度；混合方式是馬克思在廣義上使用的生產方式，指生產進行方式的物質和社會性質以及它的整個技術和社會結構。生產的這些方式相互關聯(lián)、相互作用，但是將社會的內容和形式作出區(qū)分具有革命的意義，有助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按照馬克思的政治理論，任何時候都存在物質成果、生產力的總和，歷史地造成的人與社會的關系。當“在各種社會形態(tài)中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物質總和超過了容納它的社會的特定形式的時候，革命就要到來，即內容突破了形式�！睘榇�，柯亨提出并論證了生產力的首要性這個命題。指出馬克思把首要性歸于生產力，是指一種生產關系的性質對由它所包容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來說，生產力對于生產關系的性質具有功能解釋，是第一位的。同時生產關系也反作用于生產力。當生產關系可持續(xù)時，是因為它促進了生產力發(fā)展，當生產關系革命化時，是因為新生產關系較舊的生產關系更有利于推動生產力發(fā)展。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是相互制約，一脈相承的互動關系。
柯亨闡發(fā)的另一個與首要性命題相關的是發(fā)展命題。其基本論點是：(1)生產力的發(fā)展具有自然趨勢，它表征人的勞動能力或自由活動方式的進步，證明人類具有改善自己處境的智能以及理性。人類懂得如何通過擴大再生產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2)任何一個社會結構都不可能同一切生產發(fā)展水平相適應，只要時間足夠，生產力將達到一個不再同它從前在其中發(fā)展的經濟結構相適應的發(fā)展水平。(3)為了保持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相互適應，生產關系將發(fā)生變化，以適應生產力的繼續(xù)發(fā)展，因而生產關系的性質是由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決定的。(4)生產力發(fā)展的首要性命題并不是貶低人性或導致“技術決定論”、“經濟決定論”，因為它與人的發(fā)展并駕齊驅，一毅統(tǒng)幅。而且，歷史的發(fā)展同人的能力發(fā)展相關，它總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由此推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fā)展的歷史基礎就在于它促進了生產力增長，將人類生產力水平推到一個更高的層次，這正如馬克思所言：“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fā)展，是資本的歷史任務和存在的理由，它就是這樣，不自覺地為一個高級的生產形態(tài)創(chuàng)造了物質條件�！痹谫Y本主義生產關系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fā)揮出來之前，它是不會滅亡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不會成功。革命早熟的結果（無論它的企圖和愿望多么美好），最終都將會因資本主義的復辟也缺少物質的支撐。只有高度發(fā)達的生產力作為絕對的必要的前提，社會主義的革命才不會是一個概念，而是現(xiàn)實。如果沒有高度的物質生產水平這一歷史前提，無產階級革命即使以暴力手段顛覆統(tǒng)治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但在極端貧困的條件下，勞動人民卻不能建立社會主義的公共財富，結果必然是重新開始為獲得生存必需品而進行你死我活的斗爭，使全部陳腐的東西死灰復燃，由此，社會變革并不是一種主觀愿望，它是歷史進程發(fā)展的自然要求。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把高度發(fā)達的科學技術和物質生產力看作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而且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必然會提供這種歷史條件。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規(guī)律性現(xiàn)象。馬克思把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演變看作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tài)的發(fā)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睘榇�，柯亨批判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中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前途持有的悲觀論調。針對當代工人階級已經與資本主義一體化或者“同化”的論調，指出工人階級并沒有愚蠢到成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之無能應聲蟲的地步，也不是全然不知社會主義的前景。馬克思有關無產階級革命將于危機中發(fā)生的預言，不只是要求工人階級認識到資產階級對他們的剝削和壓迫，而且只有在社會處于嚴重危機時才會選擇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對于資本主義固有的內在矛盾，在其處于發(fā)達狀態(tài)并得到激化時，在其自身之內不會克服，只有運用革命和變革的方式才能加以解決。這樣，柯亨不僅維護和澄清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和無產階級政治理論的一些基本原則，而且客觀上批駁了當下流行的“多元決定論”和歷史唯心論等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
二、對唯物史觀的種種詰難：一個反駁
在分析派馬克思主義思潮中對唯物史觀的態(tài)度并非是一致的，有的學者如上提到的柯亨就是持贊成、支持和為之辯護的立場，而有的學者則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持懷疑態(tài)度，并從理論上進行了抨擊，必須予以重視和回應。
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布倫納采取了與柯亨截然相反的立場，提出了相反的觀點。認為財產關系的變化必定先于經濟的發(fā)展或生產力的發(fā)展，否定生產力在歷史發(fā)展中的首要性地位，并認為不存在經濟形態(tài)轉變的“一般歷史唯物主義決定論”。言下之意是，一個社會生產力發(fā)展與否，是由該社會的財產關系決定的。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財產關系就阻礙了生產力的發(fā)展，只有資本主義的財產關系才促進了現(xiàn)代經濟的增長和生產力的發(fā)展。在他看來，與生產力的消極落后的狀況相反的是生產關系是隨時可以更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無須與之相適應的生產力，即使在生產力水平很低的歷史階段也可以出現(xiàn)。一經出現(xiàn)便會在全社會流行，而隨著這種新生產關系的出現(xiàn)，就會有現(xiàn)代水平的經濟發(fā)展。
不難看出，布倫納的錯誤在于否定了生產力的首要性命題，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位置作了顛倒，把后者對前者的反作用視為決定性作用。其實質是顛倒了客觀與主觀的關系，夸大了社會意志的能動性和主觀性，否定了物質條件的基礎性和決定性，走向了意見支配世界的唯心論。似乎資本主義財產關系的出現(xiàn)不是生產力發(fā)展的結果而是由前資本主義個體行為者的再生產規(guī)律運行或前資本主義社會沖突所造成的無意識結果。從歷史進化論來看，就是主張階級斗爭決定論的歷史觀。即不是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來解釋社會變革，相反用階級斗爭去解釋財產關系，進而以財產關系解釋生產力發(fā)展，將歷史看作是偶然的、無規(guī)律的現(xiàn)象。這顯然是不能科學說明歷史演變實際過程的唯意志論。因為階級斗爭本質上是應生產關系變革的要求而發(fā)生的。歷史主體的選擇一定是順應生產力發(fā)展的要求才具有現(xiàn)實性。恰如柯亨所說：“如果我們想知道為什么階級斗爭產生這種變化而不是那種變化，我們就必須求助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法。這種辯證法支配著階級行為而不是根據(jù)它來解釋。這種辯證法還決定階級斗爭的長期后果會是什么�！绷袑幰苍�指出：“歷史唯物主義把社會關系歸結為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據(jù)把社會形態(tài)的發(fā)展看做自然歷史過程�！�
另一位分析派馬克思主義者埃爾斯特認為，歷史唯物論中有一些問題即便用柯亨的方法也是無法解決的，馬克思關于歷史生產方式的一般理論與他對具體情節(jié)的解釋之間存在種種矛盾。他辯解道：(1)馬克思在一些地方論述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動力問題時，提到人口增長而不是生產力發(fā)展是打破這些早期生產方式的原因。(2)馬克思對封建制向資本主義的轉變的解釋也與他的一般理論不一致，應作出修正：第一，生產力的水平確能參與對資本主義興起的解釋，但最能說明問題的似乎是剩余價值的榨取，而不是生產力的發(fā)展或利用。第二，只有資本主義才有可能的規(guī)模經濟效益，剝削可以看作是促進經濟生產力的利用，甚至看作促進其發(fā)展。(3)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是一種政治斗爭的對象，而不是歷史分析的對象。如果根據(jù)生產方式的一般理論來建構，這種轉變似乎是不可能的。認為馬克思關于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革命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客觀上生產力必須發(fā)展到社會主義事實上可行的水平；二是主觀上工人必須覺得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受壓抑，生活根本不幸福，相信社會主義制度是切實可行的更好選擇，然后工人階級必須有機會而且愿意主動去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發(fā)生矛盾不能相容，變革就要發(fā)生時，這本身是保證了客觀條件生產力水平得到滿足。但是主觀條件很難滿足，因為“假設資本主義制度下各種情況都不錯，那么所謂共產主義制度將會更好，這種抽象的可能性是不會激起工人斷然采取行動爆發(fā)革命的”。這種不確定性以及變革時要付出的代價都會妨礙工人革命。其邏輯結論是，所謂的歷史規(guī)律只是一個良好的主觀想象而已。
埃爾斯特論點，可歸結為“資本主義永恒論”和“歷史終結論”。他看到了人口、資本、剝削等對生產力發(fā)展的歷史合理性一面，但忽視了在資本主義內部不能解決的基本矛盾，以及其導致的對人和社會的異化，對自由、公正、平等的價值扭曲。因為生產力的發(fā)展必然內在地催生著新的生產關系，高度發(fā)達的生產力必然要求對整個資本體系加以逐步否定。歷史發(fā)展的終極意義是在財富基礎上的人的自由和全面發(fā)展，資本的局限性正在于此。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新世界觀，在方式上實現(xiàn)了從解釋世界到改變世界的轉變，辯證唯物主義強調的是，以實踐對現(xiàn)存世界進行批判、否定和變革，它是無產階級歷史觀的基本原則。當然，唯物史觀是依據(jù)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原理，對歷史發(fā)展的一般趨勢作出大致展望（這一點已被人類現(xiàn)實部分驗證），至于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主觀條件由什么因素激發(fā)，在哪一時刻爆發(fā)，走什么道路，這是由現(xiàn)實社會各種矛盾運動發(fā)展的綜合因素決定的，它不是預言家所能隨意想象的。但是，歷史運動趨勢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規(guī)律性現(xiàn)象。因此，上述對唯物史觀的置疑是實證主義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是機械唯物主義和自然主義的現(xiàn)實版本。
當代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以“新馬克思主義者”的面目出現(xiàn)，也對唯物史觀持有歧見，否認柯亨對馬克思的辯護。他認為柯亨辯護的三個主要思想（即歷史首先按物質生產力的發(fā)展來理解，各種社會形態(tài)根據(jù)其促進或阻礙生產力的發(fā)展的方式而存在或被取代；功能分析對于說明上面兩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在邏輯上是必要的）是成問題的。理由是：歷史如果是指我們擁有一些可靠文獻的各種人類文化史，那它就不能按照一般的進化論圖式去構造，更不能乞求于生產力的擴展這個首要基礎，在各種社會形態(tài)之間的轉變中，沒有一種單一因素如生產力的增長理論可能得到證實。吉登斯雖然承認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關系，然而他認為統(tǒng)治的基礎是政治不平等。在封建剝削中首先是政治上的，當代資本主義除了階級壓迫，還有種族、性別以及國際性剝削，這些問題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都沒有充分解釋。
吉登斯關注到了當今世界不平等在范圍和內容上的增殖，尤其是權力在社會不平等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這對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是富有啟發(fā)性的。但是，如果將歷史唯物主義說成是“單一因素”決定論以及否定生產力的根本性作用則是錯誤的。因為物質資料的生產是整個人類社會存在和發(fā)展的基礎，社會基本矛盾運動以生產力為起點，生產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同時，唯物史觀也承認社會發(fā)展是由現(xiàn)實的各種因素形成“歷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結果，有它自身的內在規(guī)律。但是，政治和文化等歸根結底是由社會的經濟基礎來解釋和說明的，沒有“自在之物”。
在一些西方學者看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關系的一些基本原理，對于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革命問題的指導意義已經不再適用，應該加以修正。認為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的發(fā)展和財富的積累主要是靠機械化、自動化和科學技術的廣泛運用來實現(xiàn)，這同資本主義前期資本家主要靠赤裸裸的經濟剝削和壓榨獲得剩余價值不同，在生產發(fā)展的基礎上，工人的生產條件和社會福利在不斷改善，階級矛盾日趨緩和。表象上生產力的發(fā)展不再是導致資本主義制度變革的因素，而是成了資本主義制度穩(wěn)定和發(fā)展的因素。這樣，“在今天的科學技術理性時代，不是基礎、不是經濟，而是上層建筑和政治是社會生活的調節(jié)因素”。尤其是福利國家資本主義公共政策的廣泛實施，國家廣泛地干預經濟使馬克思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發(fā)生了矛盾，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已不再被認為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現(xiàn)在不是經濟基礎影響上層建筑，而是上層建筑（主要是國家）對經濟的干預起主導作用。
其實，恩格斯早就指出：“根據(jù)唯物史觀，歷史過程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xiàn)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fā)生影響并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問題的實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調整，以及政治對經濟的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資本和勞動的矛盾，而這正是唯物史觀揭示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反映，當代資本主義的變化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性質，相反為歷史變革準備了更充足的物質基礎和主體條件。因此，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調整以暫時適應生產力發(fā)展視為資本主義制度是完全決定生產力發(fā)展的因素，將生產力作為鞏固資本主義的手段，否定了階級關系的矛盾和對抗性。在認識上把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與上層建筑的反作用相混淆，更是對馬克思歷史理論的歪曲。
我們知道，馬克思的兩大發(fā)現(xiàn)是昭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理論基礎，剩余價值規(guī)律是人類社會一般規(guī)律在資本主義階段的體現(xiàn)。正是依托于這一發(fā)現(xiàn)，馬克思為無產階級革命找到了客觀上的經濟學根據(jù)和政治條件。然而，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由于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也已失效。認為當今自動化從性質上改變了“死勞動”和“活勞動”之間的關系，朝著生產率由機器而不是由個別產品來決定的方向發(fā)展，剩余價值的源泉不再是對工人的剝削，而是科技本身。在科學技術統(tǒng)治論指導下，他們宣揚勞動價值論學說的應用前提告吹了，科學技術的進步成了一個獨立的剩余價值來源�？茖W技術在能夠使單位產品的個別價值低于社會價值的前提下，不僅轉移了價值，而且還作為勞動過程本身有條件地創(chuàng)造了價值。
以知識和技術等為生產要素否定剩余價值論和勞動價值論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因為科學技術是勞動力和生產力的一部分，體現(xiàn)了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技術和機器仍然是勞動的產物，它的價值仍然是由勞動所賦予的�？茖W技術的運用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使資本家獲得更多的利潤，但是，技術本身并不能創(chuàng)造價值。因此，技術、知識、信息、管理只是生產的要素，是財富的來源之一，而工人的勞動依然是剩余價值的最終源泉，科學技術沒有否定勞動價值論的客觀存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對科學技術高度發(fā)展、生產自動化程度極高的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仍然是適用的。
三、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一個反思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不僅斥責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而且認為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和階級斗爭理論都已對當代資本主義不再適用�；�于理論上的需求，當代法蘭克福學派的哈貝馬斯企圖“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來解決西方社會的難題和危機。
在哈貝馬斯看來，由于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和政府加強了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模糊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界限，使得所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劃分是過時的、不正確的理論思維方式。他批判地考察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三項基本假定”，即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基本劃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法及生產方式發(fā)展序列的觀點。認為經濟成為基礎只是資本主義早期的現(xiàn)象，在后工業(yè)社會，許多以往被馬克思看做是上層建筑的國家交往等因素并未隨經濟而變化，反之對經濟結構起決定性影響。在他看來，“進化優(yōu)勢將從經濟領域轉到教育和科學系統(tǒng)�！痹谕砥谫Y本主義時期，國家干預緩和了階級矛盾。資本主義經濟的高速增長使“階級的社會同一性解體了，階級意識渙散了，被納入晚期資本主義中的階級妥協(xié)使（幾乎）所有人都成了參與者和當事人�！辈�斷言當代資本主義的沖突不再具有傳統(tǒng)階級沖突的性質，而是以生活差異和政治觀點差異的形式存在，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沖突，“新的沖突是在文化再生產、社會統(tǒng)一和社會化領域中形成的�！惫�貝馬斯取消了馬克思的經濟和階級分析方法，以基于差異化的大眾文化沖突論來替代階級斗爭理論。在去階級化分析的基礎上，試圖以合理的交往行動取代勞動在傳統(tǒng)社會領域中的核心地位，以“主體間性”取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以民主“協(xié)商政治”取代基于階級利益博弈的解放政治，從而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
面對科學技術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已成為統(tǒng)治人的一種異化力量。哈貝馬斯不是從資本的本性出發(fā)來解釋異化的根源，而是錯誤地診斷為勞動的過分合理化導致了交往行動的不合理化，因此要揚棄科學技術的異化，就要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以交往取代勞動在傳統(tǒng)社會和傳統(tǒng)社會理論中的核心地位，而這同時意味著社會歷史理論范式的重大轉變，即歷史理性的關注點從“主客體”結構向“主體間性”結構轉換。認為正是主體間的交往行動合理化可以消解科學技術和工具理性的自律性和異化性質。勞動和交往是人類的兩種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同語言交往相比，勞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因為社會地組織起來的勞動和分配所取得的進化成就顯然先于“發(fā)展了的語言交往”的出現(xiàn)。但是，交往并不因此變成了附屬的和被決定的因素，也就是“主體具有的儀式化被保證的行為規(guī)范，不能被簡化化為工具性的或戰(zhàn)略性的行為規(guī)則”。在他看來，語言交往在人類進化與生存中不但同勞動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而且其重要性將隨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不斷增強。哈貝馬斯把馬克思將勞動作為人類的自我創(chuàng)造活動視為黑格爾主義式的概念思維，即通過勞動，人們學習如何支配自然世界和發(fā)展教育或技術知識，并在勞動關系中進行結構分析。認為社會交往才是人類獨特的能力，交往要求對人們的角色、行為規(guī)范以及社會合作的內在本質獲得主觀上一致的認同。個體和社會都經歷了一個從前傳統(tǒng)到傳統(tǒng)再到后傳統(tǒng)意識的道德認知發(fā)展過程，普遍的學習水平就反映在他們的基本結構和核心價值之中。依他之見，生產能力的擴大并不能解釋內部主觀能力的發(fā)展，交往行動有他自己的進化路徑。這意味著“階級沖突不再是歷史的動力”�；�于對勞動與交往關系的上述理解，哈貝馬斯試圖以合理的交往行為模式建構現(xiàn)代社會批判理論。
其一，社會進化在于交往合理性。在哈貝馬斯看來，人類的奮斗目標可以歸結為交往合理化的社會�，F(xiàn)代科學技術使人的交往越來越不合理，實現(xiàn)交往行為的合理化不但是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加以變革的目的，且決定著和諧社會秩序的建立和社會制度的穩(wěn)定。交往行為是指人們的相互作用，是主體間產生的以符號或語言為媒介，以社會規(guī)范作為自己的行為規(guī)則，以理解為目的的行為。人的社會屬性決定了人就是交往行為及其生活形式中的人，但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由于科技的工具理性以及國家的干預侵入人的生活世界使人際交往缺乏信任，沖突紛起。由于交往行為完全離開以理解為目的，而純粹以金錢和權力為媒介，所以，實現(xiàn)交往行為合理化尤為迫切。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已不在生產領域，而在人的社會生活和人際交往等公共領域。
其二，借助語言對話構建共同的道德標準。在哈貝馬斯看來，以共同規(guī)范為基礎的協(xié)調行為是由人們的統(tǒng)一認識促成的，“有效的規(guī)范能為認可規(guī)范的所有個體自由的接受”，而實現(xiàn)這一點的方法就是通過民主政治進行商談或對話。交往須進行對話，交往也即是對話。為了順利地達到協(xié)調行為的目的，在進行對話的時候，對話雙方還必須選擇一種能夠讓雙方了解自己的真確的語言來表達自己。這樣語言就成了促進交往行為合理化的決定因素。在交往中對話雙方應該遵守的語言規(guī)則是：(1)語言的可理解性。即對話雙方必須用一種能夠讓對方理解自己的語言，因為語言可以為建立和改進人際關系服務；(2)意向的真誠性。即商談雙方必須真正愿意表達自己的情感，并且每次表述都要講求信用。雙方在對話中的行為還應以相互理解為導向，而不以牟取成就和私利為導向，更不能把一方的理解強加于他者。
其三，主體的學習機制與社會進化。合理的交往行為不僅依賴于科學的規(guī)范標準和真誠有效的語言系統(tǒng)，而且還有賴于主體的學習機制。在哈貝馬斯看來，主體的學習不僅包括認知與技術學習過程，也包括道德和實踐學習過程，后一個維度的學習過程導致交往資源的獲得和自我同一性建立，也是社會進化的根本動力。以個體的道德發(fā)展為宗旨的學習機制很重要，一方面，主體的自我同一性即主體能夠就規(guī)范本身進行論證，為主張和行為辯護，交互性行為是建立在對規(guī)范的普遍有效性的反思與商談基礎之上的，代表著個體的主體性發(fā)展。另一方面，學習機制也同時成為社會進化的根本動力。因為最初由各個社會成員或邊緣集團獲得學習能力，經過示范的學習過程，進入了社會的解釋系統(tǒng)；集體具有的意識結果和知識儲備作為經驗知識和道德的實踐觀點，是一種能夠被社會所使用的認識的潛在(范文先生網(wǎng) www.thephantastics.com)力量。一個社會，當它把包含在世界觀中的認識的潛在力量用來重新組織行為系統(tǒng)時，它能夠進行進化性質的學習。而“當一種新的組織原則的實施，就意味著社會的一體化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這個新水平又使現(xiàn)有的知識得到補充，或者產生新的技術組織知識，這就是生產力的一種提高和體制的復合性的一種擴大。因此，對社會進化來說，道德實踐意識領域中的學習過程具有起搏器的功能。”
其四，主體間性的建立與技術異化的揚棄。哈貝馬斯認為現(xiàn)代社會交往活動的核心是建立“主體間性”。所謂主體間性就是自主平等的主體之間的民主的、合理的交互關系或相互作用。平等的、合理的主體間性結構的確立為交往的合理化和異化的揚棄奠定了基礎。主體間性是在個體主體性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認為傳統(tǒng)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確認的是階級、集團、政黨這樣一些種的主體，而社會進化的承擔者應該是社會和納入社會中的行為主體，或者是具有“自我同一性”的社會個體�！吧鐣�和個體與他們的自我同一性和集團同一性一起經歷著變化。既然社會進化應該指向統(tǒng)一化了的個體自覺影響他們自身進化進程的方向，這里自然不會出現(xiàn)大規(guī)模的主體，至多是自我建立的、高水平的、主觀際性的共同性。”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技術的發(fā)展使人淪為物質的附庸和金錢的奴隸，在“主客體”結構模式中突出的是人對自然的征服以及把人當作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工具理性，消解了人的主體性、獨立性和自我性。更重要的是導致了交往關系的不平等和異化，這是科學技術等文化力量異化的深層基礎，而交往的合理化是揚棄科學技術異化的根本途徑。
綜合觀之，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不是強調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進而決定社會交往形式這一歷史唯物論，而是站在人本主義立場上主觀地從形而上學的層面上強調文化的決定作用，強調社會交往及社會關系的合理化來解釋社會歷史進化過程。其基本的價值取向是突出個體主體性前提下的自由平等、合理交往，并以價值理性、交往理性來消解資本關系下的技術異化和社會矛盾，從文化批判和文化解釋學視角出發(fā)，企望構建一個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和諧與統(tǒng)一的規(guī)范結構來“重建”理想化的社會形態(tài)。
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的目的在于，從道德的層面通過對話、協(xié)商達成一致性協(xié)議，獲得立足于主體間性的真理，實現(xiàn)共識，推進法律和民主建設。他從交往理性出發(fā)把公共領域當作權力斗爭的領域，倡導基于對話的“參與民主”，從而為以西方多元文化主義為中心的激進民主政治奠定了理論基礎。關于“交往理性”和“公共領域”建設的觀點，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從批判理論走向建構理論的一個轉折，從對資產階級社會統(tǒng)治霸權的批判走向對更多元的民主社會的建構，這是其文化批判的一個發(fā)展。但是這種做法的實質是，以大眾民主、話語互動等多元文化形式的權力抗爭來取代勞動反抗資本的階級斗爭，以差異認同為特點的激進民主政治來取代馬克思的階級政治，以爭取形式上的自由和解放的民主社會目標來取代無產階級消滅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建立真正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目標。哈貝馬斯基于建設合理化公共領域的社會批判理論，錯誤地對馬克思基于勞動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以及在這一關系基礎上形成的社會沖突理論進行的全面“重建”，完全放棄了馬克思的政治思想和階級文化學說，這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損毀和脫離。它企圖在不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環(huán)境下通過文化批判和道德進化來實現(xiàn)社會的合理化和統(tǒng)治的合法化，顯然是具有思想烏托邦的幻想。交往關系是社會生產關系的本質體現(xiàn)，離開社會生產關系實現(xiàn)交往理性的民主是非常膚淺的想法。它摒棄了馬克思從生產的現(xiàn)成物質事實出發(fā)對生產方式、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tài)的批判分析及其實踐改造，是用解釋學的方法理想地建構現(xiàn)代交往理性，因而是文化主義的，而非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唯物史觀和其本質的區(qū)別是，“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fā)考察現(xiàn)實的生產過程，并把與該生產方式相聯(lián)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fā)來闡明各種不同理論的產物和意識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并在這個基礎上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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