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郎咸平：保護投資者振興股市新思維
我們應當審慎地提出一個“新監(jiān)管”思維，考慮如何在大陸法系架構下，盡快融入“辯方舉證”和“集體訴訟”這兩項保護小股東的規(guī)則。
我們剖析幾個香港上市公司的案例，看他們如何以讓人嘆為觀止、匪夷所思的手法，在法律的邊緣與空隙中玩雜技魔術。如此復雜的手法，非絕對冷酷地推行法制化不能禁止�！�
中國加入WTO以后，股市將逐步對外開放并與國際接軌。不難想像，在不久的將來，中國股市會進一步向香港及世界股市靠攏。加上中國目前正全力加強產權改革與股份制改造等措施，可以預見，中國經濟體制正更加快速地朝著民營化方向發(fā)展。
但我心中總是存在一個隱憂。香港政府上個月公布香港居民有125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每月家庭所得不及3000港元），且近來失業(yè)率高企（2001年第4季失業(yè)率高達6.1%）。經濟滑坡，這將使貧窮線以下的居民人數繼續(xù)增加……
當我回顧我們的鄰國菲律賓的經濟發(fā)展時，很沉痛地想到這個在50年代早已實施民營化的亞洲強國如今安在？該國老百姓的母親、太太和女兒們，如今必須遠赴他鄉(xiāng)做女傭。
我們目前所推行的民營化政策會將我們推向美國般的繁榮嗎？有沒有可能將我們推向如同菲律賓的不歸路呢？
當我看到香港125萬居民的家庭每月收入竟低于香港菲傭的4000港元工資時，不由打了一個寒顫。我甚至覺得我們更向菲律賓女傭模式靠攏，而離炫目的美國民營經濟更遠了。為什么呢？
雖然原因很多，但香港股市與房地產對香港百姓的剝削是不可諉過的。在此我不談論房地產，只將注意力放在股市的剝削上。舉例而言，李澤楷的“電訊盈科”收購“香港電訊”時，股民手中的市值損失高達2500億港元（參見2001年5月號《新財富》）。這個數字是什么概念？那是中國GNP的1/36（2001年中國GNP預計為1.14萬億美元）。而更令人痛心的是，在香港現行法制基礎上，百姓竟申訴無門。
香港法制系統(tǒng)如同英美等國，屬于普通法系。在普通法系的架構下，法庭的判例以案例與陪審團為主。對于“銀廣夏”、“猴王”這類案例而言，陪審團的判例基本上不需要法條的支持，而只需老百姓主觀認定。
舉例而言，當法庭詢問陪審團有關“銀廣夏造假”是否有罪時，陪審團成員不需具備任何法律素養(yǎng)，可以僅憑本身的主觀意識決定其是否有罪。但以中國的大陸法系而言，一切判案必須以法條為基礎。當法條不健全時，比如“銀廣夏”、“猴王”案例，整個司法系統(tǒng)簡直對其無能為力。這也是我國目前所處的困境。
普通法系對于弱小股民的保護是優(yōu)于大陸法系的，但為什么香港老百姓仍是申訴無門呢？主要是因為普通法系對證交法的執(zhí)行而言，也不是全無障礙的。以香港來說，我們目前所欠缺的是“辯方舉證”及“集體訴訟”。但以香港2001年所修訂的證交法案來看，這兩個政策的推行基本上是被利益團體所操縱而胎死腹中了。我必須指出，證券市場法制化的推行是痛苦和困難的。就算是在美國也不能免于利益團體的干擾。但為什么美國人能而我們不能呢？
1933年以前的美國股市正如今天的亞洲股市。從1929年到1932年間，美國紐約證交所的市值由890億美元降至150億美元。在這期間投資者信心完全崩潰，許多股票甚至完全無交易。根據史料記載，當時美國股市的崩潰不是因為基本面出了問題，而是投機因素使然。當時全美55%的個人儲蓄均用在炒股上。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利用融資（margin）方式炒股。但對于融資度卻沒有限制。雖然當時最大的放款者是證券公司，但其融資卻大部分來自于銀行借款（這是否與亞洲極為類似？）。當1929年股市大崩盤來臨時，造成連鎖反應：銀行逼迫證券公司還錢，證券公司強賣客戶股票，從而造成股市進一步下跌，銀行進一步逼迫證券公司還錢……形成惡性循環(huán)。
美國國會在1933年時針對此事進行了聽證。聽證報告指出，20世紀20年代（1929年崩盤以前）股市之所以那么興旺，主因是證券公司的炒作。證券公司發(fā)售股票時，自己先行大量買入，造成股價攀升，而不知情的投資人隨后跟進（就是中國股市所謂的“與莊共舞”），造成股價進一步上升。證券公司與莊家隨后就將股票賣予散戶而大賺其錢。
當時有充分證據顯示，上市公司造假情況非常嚴重（有如中國的“銀廣夏”），而公司內部人也大量進行內幕交易，掠奪小股民，但由于法制不健全，上市公司根本不注意信息披露，甚至不出年報。此外當時尚未建立股東大會代理制度，更讓上市公司為所欲為。
美國政府在羅斯�？偨y(tǒng)的強勢領導下，走了一步當時全國都反對的險棋—加強法制化以維持股市的發(fā)展。當時正值美國經濟大恐慌時期，羅斯福的智囊團正在擬定國家復興法案（National Recovery Act）。而以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為主的智囊團們也要求總統(tǒng)制定嚴格的證交法，其理念就是將政府力量引入股市監(jiān)管。羅斯福總統(tǒng)雖然不能完全明白監(jiān)管與股市發(fā)展之間的關系，但第六感告訴他，“這將是美國未來百年強盛的基礎。”于是他毅然接受了加強監(jiān)管的理念。
當時證交法分為《證券法》（Securities Act）和《交易法》（Exchange Act）�！蹲C券法》授權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監(jiān)管一級市場的市場規(guī)則與信息披露，《交易法》則羅列美國國會對美國股市前述的調查結果。
由于《證券法》主要為一級市場信息披露，不太涉及政府干涉，所以很快獲國會通過。但《交易法》不同，由于該法羅列股市眾多問題，因此政府強力介入是不可避免的。當時證券界擔憂法制化會造成股市萎縮（中國股市對加強監(jiān)管的呼吁似乎就有類似反應），因此他們提出自己的方案。為讓《交易法》順利通關，美國政府當時做了不少讓步，最大讓步是成立了美國證監(jiān)會。為什么呢？因為證券界不希望聯邦交易委員會介入，尤其不希望時任聯邦交易委員會主席同時高呼管制的蘭德斯（James M. Landers）介入，因此他們同意成立一個政府的代理機構，即美國證監(jiān)會，而美國證監(jiān)會僅可以負責股市監(jiān)管。在證券界的壓力下，美國政府又讓了步，允許證券界的大莊家出任美國證監(jiān)會第一任主席，那人就是肯尼迪（Joseph Kennedy）。
這位肯尼迪就是美國總統(tǒng)肯尼迪的父親。當時發(fā)展至此，我們只能對美國的證監(jiān)制度捏一把汗—美國政府不得不向利益團體低頭。但大家是否記得，美國國歌中有句歌詞“天佑美國”。因為除了天佑美國之外，我實在找不到其它原因可以解釋其后戲劇性的發(fā)展—美國證券界人士做夢也沒想到，肯尼迪竟然在日后善用自己以往的違規(guī)經驗，變成證券界違規(guī)者的大殺手。而他甚至聘任蘭德斯與道格拉斯做他副手。道格拉斯是第二任主席，蘭德斯是第三任。
他們三個最大特點是絕對冷酷地推行法制化—我反復提及的“辯方舉證”及“集體訴訟”制度就是在這樣背景下產生的。因為肯尼迪等人透過自身的炒作很清楚地了解到，整
部證券交易法無論你寫得多漂亮都是沒用的，只有“執(zhí)行”才是關鍵。而執(zhí)行的利器正是“辯方舉證”與“集體訴訟”。
美國的這段掌故雖然顯示“辯方舉證”和“集體訴訟”的誕生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有目共睹的是，其對美國證券市場健康發(fā)展的貢獻是必然的。歷史發(fā)展到今天，我們不能希望中國會重復美國當年的偶然，這也是不可能的。但作為智慧的人類，我們理應具有這樣的理性和能動性，將過去的偶然提煉運用為今天的必然，理應吸納前人之鑒，跳躍曲折反復的試錯過程，一步到位地建起經時間證明為優(yōu)秀的監(jiān)管制度。我們應當審慎地提出一個“新監(jiān)管”思維，考慮如何在大陸法系架構下，盡快融入“辯方舉證”和“集體訴訟”這兩項保護小股民的規(guī)則。
我在此期《新財富》中特別剖析幾家在香港上市的本地公司與中資公司的資本運作手法，是想讓讀者由這幾個案例看到相當復雜的股市操控與內幕交易手法，看他們如何在法律的邊緣與空隙中玩雜技魔術，且手法高超得如何讓人嘆為觀止、匪夷所思。
試想，作為雜技魔術的觀眾—小股民，要舉證說清楚其雜技的原理、魔術的竅門及每個細節(jié)，簡直是難于上青天。但當法律授予全體觀眾在臺下齊聲吶喊的權利，要求演員把其伎倆解釋清楚時，那么雜技魔術的每個細節(jié)自然會毫不費力地大白于天下了。這就是為什么我非常贊賞“集體訴訟”和“辯方舉證”的理由。
作者：郎咸平 來源：《新財富》2002.2
【郎咸平：保護投資者振興股市新思維】相關文章：
郎咸平語錄09-30
郎咸平經典語錄07-27
技術時代的投資者保護08-05
證券立法與投資者保護08-05
保護投資者權益的有力之舉08-05
股市諺語08-12
中國股市與國際股市的差距比較08-05
探析股市政策與股市波動的關系08-18